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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密林中的小径和迷途 ——2015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时间:2016/4/28 19:07:45 点击:

方岩:密林中的小径和迷途 ——2015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密林中的小径和迷途

——2015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方岩

(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并更名为《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




每年的年底有关长篇小说的各种榜单纷纷出炉,上榜的作品未必值得谈论,落榜的作品也乏善可陈。年复一年的数量繁荣,依然难掩心不在焉的写作和敷衍了事的批评。同往年一样,2015年的长篇小说依然是在声嘶力竭的叫好声中乱象丛生。因此,在我看来,与其全景式的泛泛而谈,倒不如细读部分文本,提出与长篇小说相关的若干具体问题,由此,我们方能细致辨析这个文体的病象和症结,或许还能找到保持这个文体尊严的某些要素或新质。




关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我准备从路内与周嘉宁的一场对话谈起。这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这两位优秀的作家相对疏离于当下文坛的喧嚣与浮躁,因此,他们的对话也少了一些逢场作戏的陈词滥调,多了一些与文学观念、技艺相关的真问题的谈论。在这次对话中,路内说:“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来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这个词叫心解,即用心去解释。” 路内谈论的虽然是周嘉宁的长篇小说《密林中》 ,然而在我看来,“心解”其实是重提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是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基本品格缺失的提醒:在这个价值观、审美趣味日益趋同的时代,如何重建个人经验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重申个人经验之于“虚构”(长篇小说)的合法性。《密林中》也正是这些问题上凸显了自身的意义。


《密林中》是一部出色的作家精神自传。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周嘉宁执着于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但是这种反复并不表现为具体情境中的某种情绪的凝视和放大,或者说,并不表现为在具体情绪中的沉溺和封闭。周嘉宁不断“反复”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关于写作实践的思考和调整,以及这些言行与自身生活状态、精神历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这些绵密、繁复的个人经验实际上始终保持了流动性、开放性的、探索性,只不过是以一种朴拙甚至滞重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这种形式表现出的叙事进程倒是非常符合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极其缓慢、艰难甚至可能倒退、停滞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虽说历史进程、社会文化构成等宏大因素确实不是周嘉宁的关注重点,然而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上述因素对其写作及其所要处理的经验形态的影响。如,QQ、MSN等即时交流工具的聊天内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对话描写,论坛成为小说中人物交流、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等,触及的都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流方式/伦理、情感表达方式、认知世界的视角/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在根本上则是关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总体特征”的感性认知。这在小说的物质层面表现为叙述语言、文体思维与社会文化构成的相互影响;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个人经验与历史进程中某个代际群体精神症候、生存图景的普遍性的关系。


著名学者张新颖看重的亦是《密林中》的上述特点:“(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这一代人的经验当然首先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和虚构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 可见,《密林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如何出色地将个人经验视角中的世界图景铺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即如评论家行超所总结的那样:“‘个人’即是‘世界’” ;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将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很严重的病相映照出来。如张新颖所指出的那样:“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大量的写作,我们看不到和写作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看不到写作的必要性和启动点。倒不是说作品里面要有‘我’,而是说,写作者和写作之间,不能不有或显或隐的连接,哪怕你写的是外星球。” 事实上,这样的病例很容易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找到。


具体而言,我们反复谈论《密林中》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侧重“个人经验”的书写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成功,然而“个人经验”却关乎文学的本质。所以,当我们认为《密林中》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佳作之一时,在广泛意义上指的是,这部小说捍卫了个人面对世界发言的权利,哪怕这声音是微弱的,私密的,甚至是排斥的。从微观层面,它重申的是主体在虚构疆域的霸权、中心位置,无论作者关心的是何种层面的问题,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经由“主体”的重构。其次,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并无多少玄奥和深刻的道理。只是因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整体颓势,它又重新成为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史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个人经验的消失和主体的退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那么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主体的消逝”,却是一个主动撤退的结果。


在余华的《第七天》之后,“小说新闻化”已经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顽疾。在《第七天》引起争议之后的两年,东西的《纂改的命》 在2015年的文坛上收获了诸多的赞誉。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坛已经默认小说确实需要社会新闻来拯救,而这并不会损毁小说这种文体的肌质,甚至会认为这是小说文体的新突破? 


《纂改的命》共七章,每个章节都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词汇作为标题,如“屌丝”、“拼爹”等,这些词汇清浅直白地宣示着每个章节的叙事内容与读者所熟知的社会现象的对应关系,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大众关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的内容也并不复杂:农民的后代汪长尺在高考录取时被官二代冒名顶替,命运从此被纂改。汪长尺的一生始终徘徊于社会的最底层,期间经历了迫于生计为富人子弟顶罪、工伤与“跳楼”式索赔、妻子卖淫等,最后他把孩子送给了一家有钱人,希望孩子的命运就此被“纂改”。无疑,这是一个控诉权力与资本掌控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故事。在创作动机、故事内容、情感取向、价值判断等方面,我们都无法挑剔其无比正确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就一部小说的阅读反应而言,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社会新闻如何巧合而戏剧性地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说,《第七天》里设置了一个“鬼魂”来收集、讲诉各类社会不公的新闻,那么《纂改的命》无非是设置了一个人物来充当这些事件的受害人。这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新闻化”的两种典型。


作家迫不及待地把新闻素材加以戏剧化处理,迅速进入公共领域,无非是试图证明在各种媒介/话语相互竞争、多元共生的的时代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依然保持了它充沛、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怀的品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道德追求和政治诉求确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描述却掩盖了一些问题的实质。首先,作家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与以文学的形式参与历史进程和社会建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却终归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家若为凸显自身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经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范围之外,甚至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会倒逼作家反省自己的想象力。然而这都不足以构成模糊“现实”与“虚构”、“小说”与“新闻”之间基本界限的理由。抛开更为复杂的理论描述,如果把文学仅仅视为一种话语类型,当它与其他话语类型共同面对同一种事物时,它需要在其他话语类型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关系中,提供另外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我们关于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在反思极权的问题上,我们既需要以赛亚•柏林的思辨,也需要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其次,“小说新闻化”的现象往往出自名家之手,而这些作品也会毫无悬念地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赞誉。发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并不复杂:这种现象的发生本身就是作家们控诉的权力和资本在文学场域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这些作家凭借早些年的优秀作品树立了自身在文坛的地位和声誉,文化象征资本的原始积累便得以完成。以小说的形式谈论社会热点,既能在公共领域树立作家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是写作迅速被大众关注的便捷途径。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粗糙的作品在文化象征资本的运作下熠熠生辉,一方面是作家沉寂数年后重返文坛中心使得文化象征资本又得到以扩张。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也是当下文坛的典型病相之一种。每年年底的各类文学排行榜包括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是推广优秀作品的方式,还是作家文化象征资本影响力排行榜,这确实是个问题。


新闻之于小说的诱惑力像是一种病毒,它在2015年感染了更多的作家,甚至会产生新的病毒形态。刘庆邦的《黑白女人》 便是一个例子。《黑白女人》讲述的是矿难家属如何重建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因为它既涉及到国家制度、政府职能运作,又涉及世态、人情。然而,刘庆邦最终把这个极具话题性的故事处理成了主流媒体报道“灾后重建”的长篇新闻通讯。整部小说像是关于受难者家属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这或许只事关作者描述经验时的才情和技巧。但是角色功能的设置却直接关乎作者的价值观。至少在《黑白女人》中,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处理灾情报道时的叙述框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影响。或许灾变之后的生活重建意味回归日常,但是这种日常毕竟是巨大灾变后的日常,所以,这日常的另一面或许就是危机四伏。这既是世态常情,也是叙事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两个角色的出现彻底将这个故事拉回到主流新闻的腔调。这两个角色分别是工会主席和一位矿工的遗孀,后者还曾是一位教师。前者总是及时处理了受害者家属的现实困难,而后者则现身说法经常帮助其他遗孀进行心理疏导。不难看出,这两个角色分别对应了新闻报道中“政府高度重视”和“热心群众”/“民间力量”,这些让“灾后重建”焕发出昂扬的乐观主义基调;具体到文本内部,这两个角色则可以消弭任何层次的情节冲突,从而让叙事牢牢地限定在政治安全的边界之内。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长篇小说结构和角色设置与主流新闻报道模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刘庆邦复述这个“家属情绪稳定”的故事意欲何为?


如果更年轻的作家传染上这种病毒,是一件多少令人失望的事情。盛慧的《闯广东》 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故事,而是一代人的烈火青春,堪称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题目和推荐语都在表明,这部小说定位于讲述在时代大潮中个人奋斗终获成功的励志故事。我并不反对长篇小说故事类型的多样性。这行为本身是值得敬佩的,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书写光明和理想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尝试。而事实证明,盛慧确实没有实现推荐语里所标榜的高度。或许我们已经习惯雷同的经历在不同的打工者身上发生,甚至是具体情境、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那么相像。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新闻素材对这些故事的干扰,去寻求更为值得讨论的现象。然而结果却是,个人奋斗的成功不是因为体制所提供的正常上升渠道,或者说并非来自制度的保障,而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赏识和慧眼识珠,这个阶层恰恰又是与造成打工者们苦难的制度是一种共谋关系。这样类型的励志故事难免令人不安地想起那些前现代的道德说教故事,个人努力总会获得神赐或贵人相助。这样的价值观所试图消除的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制度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在现实语境中清醒的自由意志。简而言之,“个人奋斗”是一个现代性的故事,而非个人言行自我完善的道德故事。如果年轻的作者秉持如此陈旧的价值观去书写这个时代的挫败与光荣,我们很难想象理想主义在当下重新扎根的可能性。


在与“小说新闻化”有关的小说中,话题大多集中于阶层、权力、资本、制度等层面,它们是当下中国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最重要的表征。它们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切切实实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存最基本的语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与我们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我们的言行、价值形态变化有着直接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些庞然大物在小说中也未必非要直接体现为官员、富豪等符号,它们对普通人的冲击也并不总是表现为泾渭分明的阶层对立,或赤裸裸的压迫和暴力。所以,对于无法避而不谈的问题,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在“虚构”中更好地谈论它。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 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如小说题记写的那样:“依然,此书献给被遮蔽的过往”,王十月想讨论的是盛世背后的原始积累,歌舞升平面纱下的历史真实,大到经济繁荣小到个人成功的源头和历程。简单说来,这是一部追述/审判资本、权力原罪的小说。它在形式、内容、细节等方面的出色表现,让这个看似并不新鲜的话题重新散发出深刻的意义。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作家,他需要在一场司法鉴定中通过讲诉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自己并非是精神病患者,而这场司法鉴定的举办目的却是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患者。限制性的自叙视角和“悬疑”的叙事效果,便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一个层次。


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又在不断强调自己是个“收脚印的人”。“收脚印”的说法来自作家故乡楚地的传说,据说将死之人会在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入睡之后,灵魂便飘荡至人生经历中的某些具体场景中去捡拾自己的脚印。于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和荒诞魔幻的叙事效果,又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二层次。


两个层次的结合,使得叙事者能够从容地在现实/虚构、过去/未来、全知/未知/限制中自由切换;如果同时考虑到这是一场自证清醒的自述,叙事者还能根据叙事需要随时插入其他类型的话语,如抒情、思辨、议论等,甚至可以毫无障碍引入作家访谈、新闻材料、网络语言等。由此,一段可能冗长、平淡的自叙便显得具有开放性、可读性。


小说的主要内容以作家自叙自己从打工者到作家的成长经历为主。得益于叙述结构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在自述经历的同时,那些与他的经历有关的其他人物及其经历也从容不迫的进入叙述视野,这些人大多是自己当年的工友,有的已经消失(死亡,失踪,失联),有的依然如故,有的则完成身份转变(官员,商人)。于是,这个以个人经历为主的叙事其纵深度和视野均得到极大的扩展,从时间上来说,个人经历与一个群体/阶层的分化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来说,个人经历又与各个群体/阶层的生活产生交集。需要提醒的是,这份自述的人生经历中的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重要政策调整的结果。由此,个人经验、群体经历、阶层分化都与具体的历史进程产生关联,这些经验在叙述形式的带动下在文本中形成了紧张的互动关系。因而,王十月所试图实现的写作诉求,最终都落实在复杂、具体的经验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个人自述中的身份转变这个问题。身份转变其实是世俗意义上成功。这个过程其实便是从制度的受害者到制度的共谋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权力、资本缓慢滋生的过程。从叙事的角度来,“成功学”的叙事是一种限制性视角叙事,它遮蔽隐藏了部分历史的真实,而“收脚印”所具备的全职全能视角则是一种祛蔽、还原的过程,正如我们在文本中经常能够看到,“收脚印的人”的灵魂飘荡在具体情境的上空,事件的细节尽收眼底。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回溯、描述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是把自身拉回历史深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把自我重新放置回具体的情景中,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与历史同谋的状态,由此,所有的宏大批判和控诉都落实在坚实的自我批评自我批判基础之上。而构成自我批判内容的正是那些内容饱满、细节充沛的个人经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收脚印的人》成为同类作品中少有的清醒、深刻之作。





《收脚印的人》所呈现的气势和态度,令我再次想起文章开头的那场对话。周嘉宁对路内说:“这里说到一个坚定的自我。但是我的坚定性又始终存活于自我质疑……我觉得比如像路内身上,肯定会有自我质疑,但也有很强烈的自信,这个自信是‘我很牛,我要把世界都灭了’的想法,也往往是在男性身上比较容易出现的想法……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在深刻地自我怀疑同时,还拥有想要击溃世界的自信,自信和自我质疑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迷人的特质……” 其实,如何写/写什么倒未必与性别相关,只不过王十月、路内这样的作家确实有着强烈的为世界命名、为时代赋行的冲动,他们主动把自己抛进世界的漩涡中搏斗、沉浮,与周嘉宁等人的“小世界”式的映照和反射相比,代表了长篇小说的另外一个方向。


路内在2015发表的长篇小说叫《慈悲》 。小说写的是一个国营化工厂的兴衰和工人命运的沉浮。路内笔下这种工厂带有典型的“工厂办社会”的计划经济特征,这样的国营的工厂其实上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型社会。社会变革、国家政策的调整等宏大历史进程在此类工厂发展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当路内写下“前进化工厂”(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遗产式的名字)在文革、改革开放、严打、投机倒把、国企改制、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兴起等大大小小的时代风潮中光荣与衰败以及工人们的命运流转时,实际上,呈现的是历史表情的变化和身不由己被历史携裹的人们的精神、心态和日常的变动。简而言之,人与历史复杂纠缠的状态和细节在小说里得到了呈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路内的创作在当代文坛显示出极高的辨识度,这也使得如《慈悲》这类的长篇小说实现了帕慕克所言的“小说博物馆”的意义:“小说也构成了一种内容丰富且有感染力的档案——有关人类的共同情感,我们对普通事物的感知,我们的姿态、谈吐、立场……因为小说家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且细心地在作品中加以记录……小说则观察并保存了同一时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意象、物品、交谈、气味、故事、信仰、感知,等等。” 


路内其实有着更大的企图,“慈悲”这个题目表明他大概是想一部与信仰有关的小说。小说中人物聚合离散的命运和一些细节确实也弥漫着大开大阖的悲天悯人的情绪。比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祭炉”情节和结尾处关于真假寺庙和真假和尚的讨论,都彰显着路内试图用某些精神资源来整合历史纷繁、现实离乱的良苦用心。“祭炉”源自古老的手工艺传统,它传达的是对技艺与人的关系的尊重和敬仰,对应的是文本中现代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和尚”与“寺庙”则涉及更为强势的宗教观的问题,对应于文本中那些尘世间的罪恶、怨恨和伤害。只是这些都是在古老中国几千年时间里形成的精神资源和世界观,面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几乎是突然降临、多少还有被动意味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经验,这是否会显得突兀?可能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慈悲》依然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我看来,它的卓越之处还在于,它让有难度、有智力的写作重新回到当下的长篇小说中来。这是一部靠对话推动叙事的小说。路内把与历史背景的相关信息和推进故事进展的要素合理地化约进对话,由此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的节奏感。这种冒险但是颇有成效的做法自然带来了良好的阅读反馈。对于那些偏爱故事情节的读者而言,能获得阅读上的愉悦感;而对于那些不仅仅满足于故事性的读者而言,则需要携带自身的知识贮备和价值观念与对话中的那些重要信息,进行相互质疑和相互补充。在小说阅读中难以获得智力反馈和知识训练恰恰是当下长篇小说小说创作中的又一个病相。


关于长篇小说的“智力”和“难度”要涉及很多更为具体的讨论。作家在文本中凸显的价值观念或者说信仰能否有效地整合那些被叙述的经验,亦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换而言之,小说中事件所呈现价值取向与作者所试图传达的观念是否贴合,它考验的是作者命名世界的能力。在我看来,韩东的《欢乐而隐秘》 和葛亮的《北鸢》 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


   《收获》在官方微博上推介韩东的这部最新小说时评价道:“在小说摧枯拉朽的语言背后,暗含了某些关于宗教哲学的探讨,因果报应,死生轮回。荒诞的故事由狂欢式的笔调予以呈现,带来一场欢乐而隐秘的阅读体验。” 事实上,这个故事呈现的形态非常单薄:所谓“荒诞”无非是一个三流影视女演员(林果儿)与亿万富翁(齐林)的情感纠葛,其中还夹杂着林果儿与游手好闲的前男友(张军)的分分合合;所谓“宗教哲学探讨”也无非是作为叙事者/禁欲者/旁观者,同时也是林果儿的“男闺蜜”秦冬冬以佛法来谈论、解释这些纠葛。韩东大概是觉得,小说中这些有着充足的物质保障、无基本的生存焦虑的人,是能为宗教/信仰扎根提供可能性的,这倒是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现代翻版。问题在于,韩东所描绘的中产阶级精神生活与其宣扬的佛教观念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小说里有个细节:秦冬冬告诉林果儿那些未来得及出生的婴儿也是有灵魂的,叫“婴灵”;林果儿在第七次堕胎之后开车去寺庙赎罪的路上撞在一棵樱花树上,树上飘下七片花瓣落在车子上,这被林果儿视为“婴灵”显灵,因为“樱”与“婴”同音。按照佛教的理念,堕胎即为杀生,但是在韩东笔下,中产阶级的杀生却在婴灵、樱花的修辞中,完美地演绎了赎罪、诗意与禅韵的融会贯通。小说的结尾,齐林车祸身亡后,林果儿找到张军受孕,她认为怀上的孩子是齐林的转世投胎,然后为了孩子的身份问题,她又嫁给了秦冬冬。这便是小说的题记为何是:“谨以此文献给齐林、王果儿和我儿子以及他父亲。”或许这里有超出我们经验把握之外的深意,毕竟这一切都在秦冬冬“佛法无边”的议论中得到了合理解释。简而言之,韩东关心的是信仰/宗教拯救当下的可能性,但是他的故事呈现的却是另外的形态,即中产阶级如何通过“消费”宗教/信仰换来自身道德净化。于是,故事的价值形态反过来收编了韩东的写作动机,反而使得韩东的写作行为更像是为某种生活方式开脱、辩护、灌输价值。我在这里无意区分阶层的价值形态的高低,只是认为,韩东的这部长篇多少暴露了当下写作伦理中的一个症候,即中产阶级的文化幼稚病。


当下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幼稚病滋生的土壤。面对现实情境的失语和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使得他们试图寻找一劳永逸的济世良方,于是宗教成为顺手可得的精神资源。然而因为缺乏关于切身生存问题的细微体察,很多关于宗教的谈论都像是模糊历史真实的策略性叙述。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宗教问题正日益演变为阶层问题,它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某部分群体的文化品位、社会身份以及慈善手段,愈发远离普度众生、信仰重建的宗教初衷。


中产阶级的文化幼稚病的另一个体现,便是在历史虚构中凭吊风雨飘摇、人世飘零。《北鸢》便是中产阶级在历史虚无中自我感伤的典型样本。这样的小说通常有着大致趋同的情节架构:高门大户在晚清以来的历史中多舛、曲折的命运轨迹。故事中或许还有几分历史真实作为背景,然而几乎所有的革命、爱情与历史都围绕着世家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展开。放眼望去,豪门弟子的身影遍布2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个关口和角落——一言以蔽之,豪门恩怨几乎与20世纪中国历史形成了同构关系。在历史虚构中寄托情怀,本是写作常态,只是有些情怀却是时代病的反映。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以及把这种处境投射进历史虚构和文化想象中所带来的虚无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简单说来,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产阶级其实是徒有其表的孱弱的存在,他们既构不成保持社会平衡的力量,也无保障自身安稳的可能,要么成为权贵的帮忙与帮闲实现阶层上升,要么在社会冲突中成为矛盾的转嫁物和替代品,迅速沦落为底层。所以他们只能在历史的虚构中聊以自慰,一方面,豪门衰败、礼乐崩坏折射的是中产阶级在现实语境中的不安全感和关于未来的悲观展望;另一方面,世家弟子在时代风云际会中纵横阖捭成为历史的主角,这种历史想象掩盖的是他们在现实中的无力和无能。对于中产阶级的现实焦虑,我抱有理解和同情。但是我们若承认写作是一种权利,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它所包含的微弱的申诉和抵抗的权利还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过分沉溺于写作带来的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和自我封闭,特别是切断历史想象、历史虚构与现实体察隐秘的互动关系,则等于宣布放弃权利。而这权利正是包括葛亮在内的中产阶级们在这个时代还剩余的、屈指可数的言说渠道之一,这里包含了微茫的机会和希望。





关于作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路内还曾谈到:“这个全世界是什么?可能就是所谓的文学所映照出来的世界吧。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有一部分仍然牢牢掌握在那些僧侣型的作家手里,那些东西是不会流失出去的。征服型的作家永远只能征服他所征服的那一半,但是地球的另一半仍在黑暗之中,他甚至无法认知出来。” 我想,王安忆大概就是属于这种僧侣型的作家,她们掠过世事繁华的表象,执着于世界深处的或幽暗或澄明的秘密。“文学的神秘性,情感的神秘性” 抽丝剥茧般在这类作家作品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


《匿名》 发表的时候,王安忆说朋友鼓励她“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 。是否“好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个人喜欢,难以定论。但是绵密的细节纹理、复杂抽象的命题和简约冷峻的语言,确实让王安忆以“匿名”的方式写出了一部无法通过其写作脉络来辨识的作品。


就情节本身而言,这个故事基本架构非常简单:一个被错认而遭到绑架的人被抛弃于与世隔绝的深山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后,被人发现并开始重建对俗世日常的认知。于是前部叫《归去》,后半部叫《来兮》。这种描述显然大大简化了王安忆在叙事上的野心。事实上,王安忆无意叙述一个可能会被类型化或者说有鲜明主题的故事。但是在叙事的过程,她又让故事不断向各种类型或主题发出暧昧的召唤。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唤醒读者某种阅读记忆和阅读期待,却又在不断地挫败、消解它们。具体说来,小说的开头充满悬疑,似乎要展开探案推理的故事模式;在家人找寻的过程中,展开的却是世情冷暖、人间百态、三教九流、芸芸众生的浮世景象,像是世情小说的缓缓铺展;被绑架的人在幽闭的空间里辨识外面动静,听着两帮人在为是否绑架对了人而争吵,在江湖黑话中辨识信息时,总让人感觉一个惊心动魄的黑帮故事将要发生;及至这个被错认的人被遗弃在深山里时,时间停止,万物静谧。一个失忆的人,忘记自身身份、历史和教化的人,与一个天地蛮荒的原始空间相遇,人与万物彼此打量,时间流转只是日升月落的循环。这样的故事氛围难免令人想起1980年代的那些“寻根”故事;后来这个“匿名”的人被人发现,送进了小镇的敬老院。这个小镇民风颟顸而朴素,奉行一套未被现代社会熏染的处世原则和人际关系,而与这个人日常交往的都是些畸零的人,如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患有白化病的少年、先天心脏有病的儿童、黑帮大哥等等,此时的故事在写实意义上有些像与现代主流文明保持距离的边地风情小说,在隐喻意义上又有些像与主流社会有些隔绝的边缘群体的故事。这些近似某个类型或主题的叙事往往是展开不久又转向别处。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期待与失落交替进行。我想,这正是王安忆在叙事上的“霸道”和高明之处:为了避免这个故事被可能的主题和类型收编,她故意布置了这个“匿名”的叙事迷宫。读者在一次次阅读受挫后,只能依靠王安忆所指引的思考方向。如陈思和所言:“这个作家就变成了一个上帝。” 


王安忆一边苦心营造着叙事的迷局,一边又强势地掌控叙事的走向,这一切源于她所要实现的叙事意图,如其所言:“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这种复杂思辨的书写,又必须找到具象载体,对小说本身负荷提出了很大挑战,简直是一场冒险。” 很显然,王安忆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讨论抽象的命题,而这种尝试不仅与读者关于小说的共识相抵触,而且对于王安忆本人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所以王安忆需要利用既有类型/主题的小说惯常叙事形式来引导读者逐步进入她的抽象叙事,同时她也需要通过对具体经验的描摹渐渐完成写作思路的铺展和转变。我们可以以《匿名》的上半部《归去》为例,继续谈论王安忆在叙事形式上的匠心之处。《归去》的内容分两部分展开,一部分是家人寻找失踪者并逐步放弃的过程,一部分是失踪者在被绑架、转运的过程中逐步丧失对外界信息的辨析能力并最终被抛掷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生存的过程。在叙事刚展开的时候,两个部分的内容交替进行、彼此映照。在这个阶段,既是现代世俗文明逐步展开的过程,也是失踪者逐步远离的这个现代世俗文明的过程。事实上,这个现代文明的逐步展开还有更为长远的叙事意义,即为后来建立起的原始、野蛮的环境提供参照与铺垫。在失踪者刚被带入山林时,王安忆的叙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逐步减少了第一个部分内容的叙事容量,而渐渐加大了第二个部分的叙事容量。叙事比重和频率微妙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失踪者逐步忘却历史、身份、知识、记忆的过程,而这些无一不是现代文明的标记。所以《归去》的结尾写到家属去警署注销失踪者的户籍时,有关现代世俗场景就完全在文本中消失了,而原始、野蛮山林及其隐喻“世界”开始统治了文本和叙事。至此王安忆方能愈发从容地在一个迥异的“世界”中展开思辨和讨论,就像王安忆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写到后面我得心应手了不少。” 坦率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朴拙然而却颇具成效的叙述过程,正是通过对类型/主题小说叙事模式和阅读期待的利用,王安忆有效地把读者的思考引向了自身的叙事意图,而且借助微妙的叙事结构的调整和大量的铺垫,她也平稳地实现了从具体经验的描摹到“抽象的审美之旅” 写作方式的转变。


“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 陈思和非常精辟地评价了这部小说最终呈现的文本形态。甚至可以说,王安忆煞费苦心地处理叙事形式,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这个文本实现或剥丝抽茧、拂尘见金或大开大阖、信马由缰的自由“议论”。传统现实主义中的“议论”大多表现为关于具体情节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完全受制于作者试图灌输的价值观,在极端上甚至表现为把叙事降格为观点的例证。王安忆的“议论”则溢出了这个范畴,这些“议论”更像是细节铺展中微弱的停顿,是关于细节的注释和补充。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议论”的功能更像是细节、叙事的丰富,是一种以想象力支撑的抽象思辨形式。


若在整体上把《匿名》视为一场思辨,便会发现它是一部依靠想象力来成全抽象思辨的叙事。首先,王安忆“处心积虑”地引导读者见证了,我们熟悉的一切是如何渐渐烟消云散的。她让我们清晰看到一个人摆脱历史、社会、语言、记忆以及身份、具体的生存环境——这些让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建构性因素——的过程,并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人“退化”为只具备生理特征和生存本能的人是可能的。用具体的事件来展示这个过程固然必要,但是将具体、偶然的事件变得对读者具有说服力、引导性,则需要依凭强大的想象力所制造的迷惑性、欺骗性。其次,当这个只具备生物性特征的人,两手空空、“赤裸裸”地走进那个只依靠自然法则运行的世界时,王安忆念兹在兹的关于“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的讨论和思辨才有了可能。具体而言,王安忆设置的情境中“人”是自然法则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者说自然之一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其他自然、生物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有当“人”与周围的自然、周围的世界相互识别、命名时,“人”才有了区别于其他自然的可能。换而言之,在这个情境中,王安忆试图重新演绎“人”的起源过程,即从“人”藏匿于“自然”,到“人”区别于“自然”这一过程。严格说来,只有到了后面那个阶段,上述那些抽象概念才有了可以依凭的具体材料,因为这些抽象概念的起源、发展无一不与“人”从生物性向社会性、历史性转变的过程相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王安忆需要调动想象力提供细节、描述具体进程,由此那些抽象概念的讨论才能落实在具体经验上。尽管,考古发现可能为这个过程提供一些实证性知识,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重建、演绎具有说服力的、鲜活的具体经验,则是需要非凡的想象力的。


因此,这一切都使得《匿名》像是一场精细设计而又充满想象力的封闭性实验。她预设了前提,设置好参数,搭建了情境,全神贯注地观察记录实验对象的种种情况,做出猜测、判断,并试图引起其他人讨论参与的兴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在知识的意义上去计较那些抽象辩题的对错和方向,倒不如说王安忆在试探我们目前的知识、理论关于人、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认知边界,她使用的工具便是想象力,想象力越过认知极限的地方便是一片“匿名”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可能藏匿着新的智慧、真理和秘密。这也是何以王安忆会强调“耐心点,坚持看完下半部”的原因?因为,在后半部《归来》中那个实验对象走出了极端的情境、慢慢恢复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后,王安忆的叙述也越来越接近读者熟悉的经验范围。这个时候,王安忆的实验已取得成效并接近尾声,她也不再需要以最大程度地试炼、冲撞甚至是瓦解现有认知及其承载的想象力为代价了,毕竟她最需要的是把这个实验成果带回现有的文明、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简而言之,王安忆以其出色的叙事实验试炼了长篇小说的可能性,虽说《匿名》所呈现的种种可能性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却为当下长篇小说江河日下的颓势挽回了尊严。


如果说王安忆执着于世界深处那些秘密,那些掌控世界运行的抽象规则;那么迟子建则更倾心从相反的方向,以感性的方式去描绘这个世界的神秘。《群山之巅》 里有一系列身份特殊的人物,如手艺精湛的屠夫,预知生死以刻石碑为生的奇女子,专司枪决死刑犯的法警,小镇殡仪馆的入殓师。这些与生死相关的职业并没有带给读者一种源自陌生的惊悚感,在小镇外部日益喧嚣的现代文明的映照下,反倒让人感觉他们所构成的小镇生活代表了一种朴素、恒常的价值秩序。迟子建笔下世界的“神秘”,并不源自未知和恐惧,而是关于“失落”和“消失”的挽歌。迟子建怀念的是类似于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朴素、鲜明的伦理观,简单、安稳的社会交往,敬畏万物、人神通灵的萨满世界。小说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被侵蚀的过程,如小说所陈述的那样“他强奸了安雪儿,等于把龙盏镇的神话给破了”。所以,屠夫之子强奸了法警的女儿(通灵奇女子)就不仅仅是道德事件/刑事案件了,而是成了世界秘密消失的隐喻。于是,缉凶的过程也就成了还原、追溯、展开秘密消失过程的叙事。小镇的历史起源在缉凶的过程中缓缓铺展,与此同时环绕着小镇历史的宏大的社会进程与小镇产生了愈发频繁的互动关系,于是革命、历史、经济等种种现代性庞然大物开始以各种方式、自外而内地改变着小镇的种种面貌。所以,在迟子建看来,世界的秘密总是与一种独特而又和谐自洽的传统、伦理和生活方式,只是在来势汹汹现代性大潮面前这一切都将淹没于同质化的现象之中。



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像周嘉宁《密林中》中的那个意象,每个作家都在孤独地探索描述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如同在密林中穿行,脚下的路可能是小径也可能是迷途,但是只有走到最后才能确定这一切是否可能。这个世界的秘密对于何顿来说,是那些掩盖在废墟下的足迹和小径。《黄埔四期》 叙述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故事,以及这些抗日功臣在建国后的命运遭遇。何顿以其非凡的耐心清理出一条血迹斑斑的来路。捡拾路上的遗骸,召唤空中的游魂,并非只是为了凭吊和伸冤。安置好身后历史鬼魅,方有辨识路在何方的可能。然而父辈们所参与的激荡的历史,对于生长于平庸时代的年轻作家而言,更像是一种压迫与嘲讽。林森的《暖若春风》 便是这样一部长篇,现实的平凡与琐碎在关于大历史的反复诉说下愈发显得凋敝、暗淡。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扔掉挂在客厅墙上的曾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曾祖父的画像和诗词,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也从抑郁的氛围转向了“暖若春风”的开朗。很显然,面对风雨激荡的大历史,不同代际作家的基本态度分野便呈现出来,至少在林森看来,摆脱历史的重负,把大历史祛鬽,方能较为从容摸索前往的道路。


事实表明,身处于小时代的年轻作家们确实更关注大历史维度之外的日常经验。张怡微的《细民盛宴》 围绕一场场家宴展开普通市民家庭的龃龉和亲情。这是一个颇费心思而又具中国特色的叙事结构,即饭桌与人情。在张怡薇细腻的叙事中,一幅死水微澜般的庸常生活场景浮现出来。任晓雯的《生活,如此而已》 的基本情节非常简单,即一个有着童年阴影和自卑心理的女孩如何在成年以后过上自毁、毁人的生活。在沉溺于不自知的庸常生活中任“恶”生“恶”,任晓雯展现的是一幅消沉无望的人生精神图景,或许这也是现实的常态之一种。《我们的踟蹰》 展示的是另外一种现实图景。作者弋舟是个惯常在历史维度中呈现个人经验的作家。这一次,他取消了历史维度讲述了一个犹犹豫豫、欲说还休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陈再见的《六歌》 则在历史和日常之外讲述了一段奇闻。这个故事涉及了六件命案,当初曾各自以中篇的形式发表过。将这六个故事并列时,便会发现各自成篇的故事中的人物、线索、内容在相互补白、相互提醒,最终构成了线索交错、情节紧张而又有完整性的悬疑故事。这个故事涉及黑帮、贩毒、畸恋等,既有话题性又有可读性。总而言之,这些都是2015年可圈可点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些小说在整体上所呈现的精神委顿的状态却也是当代文坛的一种现象。或许是因为现实过于粘滞、沉重,而未来又充满种种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于是精神响度很容易在无物之阵中消磨、沉沦。问题不在于小说该不该书写碎片化的情绪、琐碎的经验或一己的悲欢,而是在于这些经验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否也一并得到或多或少的呈现。我想,这涉及到小说在现世存在的基本理由:“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科学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察站。”  当下的中国长篇小说确实存在一种倾向:“现实是没有任何廉耻感地重复着,然而思想,面对现实的重复,最后总是缄默不语” ,这里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指那些高深的、以体系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形态,重要的是那些被描述的具体经验所包含的与周遭世界对话的潜能。不如此,我们将丧失为小说辩护的基本理由。

作者:方岩 来源: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