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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如海一身藏——读杨绛先生

时间:2016/5/25 17:46:05 点击: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的心语。

杨绛在《隐身衣》中说,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嚣之外,守着自己的一方平静天地。诚如她曾说的“万人海中一身藏”。

万人如海一身藏——读杨绛先生

“过去的事,像海市蜃楼般都结在云雾间,还未消散。现在的事,并不停留,衔接着过去,也在冉冉升腾。”——这是杨绛在《软红尘里·楔子》中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这一生,但感觉她就如同文中的那个“太白星君”,站在尘世之外,凝神观望。“过去的事”尚未消散,“现在的事”还在冉冉升腾,杨绛先生走过的这一个世纪未免面容模糊,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作为妻子和母亲,她的形象却异常清晰。“先生”一词既是一个称谓,亦能代表一种修为,它既表达出一份崇敬,也体现出一种精神。能称得起“先生”的男性究竟不多,女性更是寥寥,但杨绛称得起。

 

“……都没有我的位子”


“先生”首先当是学问扎实。杨绛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她翻译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除此之外,她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卓有成就,她的戏剧、散文、小说一直都有不少读者。在沦陷时期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虽然“缺乏斗争意义”,却是当时平头百姓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努力维持生活常态的精神面貌的呈现;散文《干校六记》,小说《洗澡》借用不同的文体,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知识分子改造,笔法诙谐,笔力节制,表达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精神气度;而长篇散文《我们仨》中那个充满着爱与勇气的家庭尤令无数读者动容。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杨绛先生融合了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角色,这是许多后辈学人无法企及的。杨绛在《孟婆茶》中对自己的身份有这样的描述:“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找不到确定的“位子”恰恰说明在专业分工日益明晰的学术界,杨绛先生多重角色的独特性,或许也正因为此,她才不那么容易被类型化。


“不再生妄想”


“先生”当是有修为的。由“民国”到“新中国”,由“大学”到“研究所”, 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始终处于“非学术”的时空中,如何生存又如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比如何学术更为艰难。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是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故国,跟随国民党政权避走台湾,还是留下来等待新中国的诞生?杨绛曾在《干校六记》中记述了她和钱锺书先生的一段对话:“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随后,她议论道:“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这段话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苦恋”,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并不热衷政治,却始终葆有自己的原则。在她描写新中国成立初年知识分子经历政治运动淘洗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原则,她的清醒与智慧,她的坚韧与通达,以及她拿捏现实的分寸感。生活在那个年代,总不免受政治运动的裹挟,但两位先生并未受制于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都是超越政治的。


杨绛曾记述了一次“控诉大会”,那是“三反运动”期间,她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英国小说”。她原本不是控诉对象,却在大会上被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点名,控诉她上课“专谈恋爱”,她被骂得非常不堪,会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件事对杨绛震动很大,火气渐消之后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这种自尊和委屈是当时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但如何自处呢?杨绛说:“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这不是逆来顺受,而是韧性的抵抗,而这种在政治风浪中的自处方式也延续到了《干校六记》中。钱锺书先生在为《干校六记》作序时提到它漏写了《运动记愧》,海外也曾有学者指出这本书存在道德盲点,但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正是杨绛先生的处世态度。


杨绛性格坚韧,处世冷静,亦有一份旷达的看世眼光。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她提到父亲和她谈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得失时说:“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说起那个被鲁迅骂过的姑母杨荫榆,她也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于蔓延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潮,杨绛葆有时人难得的清醒。这大约也是她能在种种政治运动中从容自处的原因所在。


“不要紧”


20世纪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走出礼教的家庭之后,都面对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性别角色问题。有些积极投身社会,扮演社会角色,像杨绛先生提到的姑母杨荫榆,“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有些则仍然坚持贤妻良母的女性观,像冰心,始终认为妻子应该永远作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杨绛先生从未标榜过什么,甚至在有人赞许她和钱锺书这对夫妻是才子佳人时略有不满,但他们那令人艳羡的婚姻又怎能离得开她的精心呵护、细心经营。读《我们仨》,字里行间都是她对丈夫和女儿的眷眷深情。随便说个细节吧,杨绛生完孩子仍在医院休养,钱锺书每日到医院探望,常苦着脸叹息自己做错了事,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就是不小心砸坏了台灯,或是扭坏了门轴,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对于这句“不要紧”,钱锺书深信不疑,真的就放心了。回到寓所,杨绛修好了这些被弄坏的家什,而不善家事的钱锺书炖了鸡汤,剥了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她喝。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弥漫着浓浓的平凡家庭的烟火气,令人感到亲近,温暖。冰心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知识女性的角色定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若以此对照,杨绛先生三者兼备,着实不易。


杨绛先生百岁的时候和《文汇报·笔会》有一个“坐在人生边上”笔谈,她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一百年,能守住自己的小天地,守住平静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杨绛先生做到了。她的《隐身衣》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人生边上”最好的注脚:“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读了这段话,我们终能明白杨绛先生为何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终能明白为何杨绛先生始终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永远是那么的从容不迫。

作者:郭冰茹 来源:北青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