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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中国:一种文化视角的考察

时间:2016/9/1 11:10:04 点击:

“浪漫”作为新词

 

现代汉语“浪漫”一词,大抵与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一些新词如“共和”、“革命”、“经济”等相似,原为古汉语中已有之词,在被日文借用翻译西文后,成为传输西方现代思想与文化观念的“新词”返回中国。[1]“浪”与“漫”在古汉语中十分常见,如“放浪形骸”、“漫不经心”等,表放纵不羁、任意而为;“浪漫”二字复合连用(有时也作“漫浪”),在古诗文中亦有所见。[2]其音与义的某种接近,是日文借以翻译romantic的原由。

日本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关注,是在19世纪中后期,即其因明治维新而步入“近代”之时。关于“浪漫主义”这一译名,日文最初只有假名音译,明治三十九年(1906)夏目漱石首次借用汉字“浪漫”,遂有“浪漫派”、“浪漫主义”的汉字对应语词产生。《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对“浪漫主义”这样解释:

 

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英文作 Romanticism,法文作Romantisme,德文是 Romantik,用汉字‘浪漫’对译的人是夏目漱石(也有人用‘罗曼’),原本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后半期席卷整个欧洲的一大精神运动,在文艺方面有着最显著的表现。[3]

 

日本学者神林恒道在论述日本的浪漫主义时,也有相应说明:

 

Romanticism、Romantic、Romantisme的Roman一词的音译共有三种。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森鸥外的《审美极致论》中出现了“罗曼”这个词。但最为人们所知的却是“浪漫”这个音译。这个音译据说是出自夏目漱石的笔下。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的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中,我们能够看到“浪漫的”或是“浪漫派”这样的词汇。[4]

 

以上结论,还有一些资料佐证,此不赘。[5] 1912年,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也使用了汉字“浪漫主义”,尔后,“浪漫主义”“很快地就通过留日学生借入了汉语”。[6]当然,中国留学生通英文或德文者,也可能直接从西方文献中接受相关知识和影响,因而大致可以说,中国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有日本和西方两个来源。[7]而译名,除“浪漫”外,还有“罗曼”,如“罗曼缔”、“罗曼蒂(提)克”、“罗曼司(斯)”等。田汉1920介绍西方文学史时,谈到这两个译名:

 

Romanticism……关于这个译名——日译“浪漫主义”,中国或译作“传奇主义”或译作“荒诞主义”,都不能代表Romanticism的内包,所以日本通用是ロマンチシズム的音译,我主张“罗曼主义”的音译。[8]

 

 史有为曾认为“罗曼”是汉语对英文的自行翻译,然而事实上日文文献的汉字译名中,不乏“罗曼”。[9]神林恒道指出森鸥外《审美极致论》用了“罗曼”;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中也指出芥川龙之介《侏儒の言》使用了“罗曼主义”;日本辞书松村明编《大辞林》1988年版“罗曼”与“浪漫”并列,1995年版才删除“罗曼”。中国清末民初的报刊文章,有些译自日文的,也用“罗曼”。[10]鲁迅1908年发表于《河南》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出现过几处“罗曼”、“罗曼派”,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认为鲁迅所依据的材料来自英文,但这并不能证明鲁迅未受日文翻译影响。在中国,“罗曼”与“浪漫”并行使用的情况,直至四十年代仍较普遍。不过,“浪漫”除了音近,更兼意译,因此“罗曼”译名在四十年代以后除保留在“罗曼司”一用外,逐渐淘汰,而“浪漫”则成为沿用至今的通行译名。[11]

发生在欧洲的浪漫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运动,它在德、英、法诸国,有着不同的过程和表现;同一术语下,有时甚至呈完全相反的特征,有人因此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被同一个术语命名实则不存在共同本质的概念”。[12]但浪漫主义作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一个“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13]它与启蒙运动相衔接,却与启蒙理性和科学主义相对抗,推崇自由意志,崇尚主观精神,提倡个人自由,改变了西方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宣告了人在自在自为的意义上被认为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它因而天然地在欧洲,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推动了政治与社会领域的革命。19世纪中后期,当东亚日本和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开启现代化旅程时,浪漫主义被视为一种现代文化精神受到推崇。

中国在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凤凰涅槃的机遇并存,浪漫主义的反叛与创造精神,赋予了中国启蒙知识人巨大的能量。凭借印刷文明,国民、国家、民权、女权、平等、自由、科学、理想等新词汇、新观念、新语言,构筑了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未来世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梦幻。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精神

 

对于十九世纪欧洲来说,浪漫主义不仅是一场对二千年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抗运动,引发整个欧洲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系列革命,[14]它同时也以德、法、英为先导,“是一个民族的重生,一场复兴运动”,[15]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在欧洲纷纷诞生。浪漫主义争自由、反压制的精神特质,[16]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情感资源。晚清民国中国人,正是以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发现”,而发起了以“强国保种”和“救亡”为目的的、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先导的启蒙运动。

拥有四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在清末先输于西方列强,再挫于蕞尔东瀛,最终以“野蛮”或“半开化”的屈辱身份,[17]被迫进入以西方文明为范式的全球化,并开始了其在进化论思想方法主导下蜕旧变新的“现代历史”。[18]在进化论观念统领下,西方现代各种政治学说与社会理论,在清末以后充斥了中国的思想市场,其中一些以政党政治付诸实践,形成被鲁迅戏称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社会演进激进形式。[19]整体看,在晚清以降半个世纪“新旧交替”、不断“进步”的历史中,何种学说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常常与其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的完美程度成正比;最激进的,即最进步的,可能因政治正确而左右社会历史走向,并直接影响人伦日用而形塑中国的现代文化。从共和到共产,凡流行或成为主导思潮的政治理论与社会运动,无论其具体主张有何不同,否定传统、崇尚进步、理想主义和激情主导的特征,却是共有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出,也决定于其乃当时世界最完美与最先进之社会政治学说。对理想主义的极端推崇,使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大抵呈现一种浪漫主义特征。

梁启超因西方浪漫派推崇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 ),发现了一种与儒家谦逊内敛、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不同的、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情感本体之“自我”,[20]并以此为建构现代人格即独立心和公民意识的基础。[21] 20世纪初,浪漫主义在西方式微,待之而起的,一方面是“唯物”的写实及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理想充满怀疑的“新浪漫主义”(即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22]但中国亲近的,却仍然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23]

 

“浪漫主义”,这是西洋文化的精髓,而中国传统文化所最缺少的部分。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过分地现实,平易,而中庸化了的缘故,影响到文化的各方面,包含文学艺术在内,都缺乏一种生动,飞跃,幻想的成分……

中国要复兴,整个的民族生活态度必须要浪漫化,要民族浪漫化,先得从文学艺术上发扬出浪漫的精神。[24]

 

这段文字尽管出现在1940年代,反映的却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浪漫观念,也揭示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崇尚理想的主观思潮,在新知识人心目中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非凡意义。下面一段五四时期报章文字,将新文化对于浪漫主义的尊崇,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毫没有感情的民族中间,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在从死囚牢里初解放出来的民族中间,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在古典文学还没有十分驱逐完了的时候,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在天才久已没机会发展的退化的民族中间,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在本心久已丢掉,纯然带[戴]着一副假面具相待的人类中间,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在惯欺压弱者而且对困苦者毫无同情心的民族中间,有浪漫运动提倡的必要吧!

因为:

浪漫运动,就是对于“刻薄寡恩”“冷冰冰的心”痛加诋毁的运动……

浪漫运动,就是以反对一切旧制度旧礼教底束缚著名的运动……

浪漫运动,就是以回复天性和妥平的人性为本质的运动……

……

浪漫运动,就是“青年人底理想”和“小孩子底心”当作唯一的永久真理底创造的运动……[25]

 

在新文化启蒙者的意识中,浪漫主义提供了改造国民精神、再造中国文化所必需的新鲜血液。用西方文明的进步理想主义,激发并替换老迈衰朽的中国文化,使中国重获青春而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观念与情绪,贯穿了从晚清新小说到鲁迅、老舍小说的20世纪上半期的新文学叙事。

浪漫主义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远不止文学,而是遍及思想、政治及伦理生活,正如雨果所言,浪漫主义作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最终唤起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自由主义运动。[26] 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20年代初中国,借用苏雪林引用过的英国诗人密尔顿描述英国近代史的一段话,正是脱去旧衣,回变青春,走入更伟大的有光荣的真理路上,好像从睡中醒过来的巨人,现在起来的样子;又像神鹫脱换了旧羽毛,炯炯眼光,照耀万里无云的青天,正要一试大雄飞的觉醒状态。[27]新词汇、新观念涌现,“醒狮”意象的流行,[28]“觉悟”一词的走红,[29]少年中国的理想共识[30]……形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浪漫基调。浪漫主义终结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开启了中国人的现代生活。

 

 

浪漫主义:一种激情表达

 

从梁启超的“新文体”,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晚清至五四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一种富于浪漫主义理想激情、以“唤醒”为宗旨的抒情议论文。

梁启超不仅引进了“烟士披里纯”这一浪漫主义的新名词,推崇个性独立,[31]他更在其主笔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激情澎湃、充满思想灵感的政论文,其观念与文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32]梁启超提出文明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分,“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33]开启了中国的国民性批判。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是国民的“奴性”,人民“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所谓“爱国”,则无异于“奴隶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34]“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35]很明显,五四新文化人的国民性批判话语及“立人”思想,相当部分受启发于梁任公;而梁氏文章,无论剖析国情民性,还是提倡新小说,大都体现出“纵心所欲不检束,笔端常带感情”的浪漫精神,既具思想震撼力,也呈现出理想主义的某种极端性。他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36]乾坤颠倒,惊世骇俗;他乐观雄健的《少年中国说》,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精神气质,“少年中国”,也成为晚清至五四时期有关新中国的理想意象。

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写出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的长篇文章《欧游心影录》,理性审视中国传统并以一种平等心态讨论文化主体的建构问题。不过,这篇文章及梁启超以后的言论,却影响不再。五四“浪漫的一代”,[37]已成为新时代舆论界的“骄子”,正沿着极端理想主义之路奋勇前行。钱玄同以“玄学妖孽,桐城谬种”将古典文学全盘否定,周作人将中国古典小说大多归于“非人的文学”,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其狂放不羁的姿态,比梁任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浪漫主义,无论思想、还是文学,都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正确的极端倾向,举凡1920年代初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讨伐,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家对鲁迅、郁达夫和茅盾等“封建余孽”与“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零容忍,以及左翼刊物《幻州》破口大骂的“新流氓主义”,[38]都将浪漫派的极端性推到极限。

五四时期,激进新文化派与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的“中道”者,就东西方文化问题发生过激烈论辩,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辩为例,即可感受到浪漫派与调和派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杜亚泉(伧父)等《东方杂志》同人,理性平和讨论文明的差异,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分属不同体系,并不存在优劣等级。《新青年》同人则以“新旧”二元论及进化论衡量东西方文化,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在优胜劣汰中必将走向消亡。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法,在20世纪中国由激进文化派的实践而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情势,使简单的二元论,由文化批判而社会政治实践,逐渐“内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一书中,曾介绍反浪漫主义的革命派对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浪漫派是滋生动乱和专横的酵母,是想让世界屈服于自我的过度的个人自由。”[39] 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转向革命时,也是以否定其前期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的。讽刺的是,否定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化,最终呈现的,却是比浪漫主义更极端的“浪漫主义”。 

 

革命:反浪漫的浪漫主义

   

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随着政治革命的勃兴,浪漫主义在中国有了更复杂的面向。左翼革命思潮,追随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排斥个人自由,也排斥浪漫主义。大革命兴起时,中国左翼作家告别了自己曾经的以个性自由和艺术至上自居的浪漫主义,并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命题,凸显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分属“新”“旧”位置的优胜劣汰关系。[40]然而,左翼作家否定浪漫主义的观念和行为本身,就是浪漫的。

20世纪初期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赫胥黎(AldousHuxley),曾比较19世纪浪漫主义与20世纪初俄罗斯革命,指出二者尽管在价值观上绝然对立,分别信仰纯粹的个人主义纯粹的集团主义,前者主灵、后者唯物,但在理想主义的极端上,这两种信仰彼此都是一样过分的浪漫。他指出:雪莱底独断的理想主义否定了人类的生物学与经济的显明事实。而列宁底独断的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底直接的精神经验底同样显明而重要的事实。革命的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人除了个人的灵魂之外,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所以他们是浪漫的。布尔希维克则不承认人是有甚于一个社会的动物的地方,只想以一定的训练工夫把他们变成一架完善的机器,这也不免是浪漫的。所以说这两种思想都是过度和偏执的。[41]由此,赫胥黎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称为“新的浪漫主义”。不宁唯是,革命文学自身,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在否定“旧的浪漫主义”的同时,最终未能摈弃“浪漫主义”一词,不过是将自己命名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已。[42] 20世纪中国的革命,唯物论与浪漫主义结合,形成革命主体的无限膨胀,以“人定胜天”的空前姿态,造就了创造与破坏同样出色的革命浪漫主义。

 不过,当个人自由与革命两种浪漫主义在政治与文学上“纷争不断、彼此冲突时,[43]“浪漫”的意义,也开始变得吊诡起来。没有哪一个地方或时代,“浪漫”的用法与含义,比二三十年代中国更显混乱。

     很多时候,革命者在崇尚理想的意义上,将“革命”与“浪漫”划等号,革命即浪漫,浪漫主义,正是革命所具有的迷人魅力: 

 

    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44]

 

    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光彩些?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蒂克些?

    说起来,革命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给予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予他们多少罗曼蒂克![45]

 

革命的罗曼蒂克,既是革命本身的特性,也是革命所带来的感性生命的大解放。洪灵菲在其自传小说《流亡》中说,“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把生命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的啊!”[46]当热血青年在革命中被宣布为“齿轮”和“螺丝钉”时,被压抑的“个人”,则通过情欲放恣(恋爱)找回。1920年代,当革命由南向北极速推进,并在国共分裂之后继续在苏区星火燎原时,“恋爱”也便成为与革命相依相随的流行现象,形成“革命加恋爱”的文化奇观。正如刘剑梅在《革命加恋爱》一书中所说,“革命加恋爱”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表征,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个人自由与集体(国家)的崇高使命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奋斗与挣扎,因此,“革命加恋爱”不仅仅是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公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乌托邦公式。[47]陈荒煤回忆当初参加革命的动因时说,“这种革命加爱情的作品也就恰好一箭双雕,正中下怀。它至少启发了青年,倘使你要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爱情,你都得革命。”[48]革命文学家确信,“你欲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49]然而,革命的纪律,与情欲的自由,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恋爱”给革命带来的困扰,使“浪漫”一词的含义,在“革命加恋爱”之火燃烧时,便开始发生逆转。1923年,《新青年》杂志由北京搬回上海并成为中共机关刊物,首期“共产国际号”上,瞿秋白执笔的发刊词,就明确表示:“‘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50]同年,向警予在分析中国知识妇女现状时,将其归纳为三派: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三派中,惟“浪漫派”是否定性概念,专指沉溺于“自由恋爱”的“感情狂”。[51]可见,将“浪漫”等同于热衷恋爱、生活放浪的同义词使用,首先就在发明了“革命加恋爱”的左翼革命阵营。1925年,俄国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一男学生因失恋而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立即刊文警示革命青年,“对这个似重要而实非重要的问题(指恋爱——引者注),每不免有许多人徘徊歧路;便是革命的同志,因这个问题有时亦会惹起许多纠纷,妨害许多工作,这真是一个大的危险!”文章将自由恋爱这一“自由浪漫的思想”,与“宗法社会的观念”一起并列为“经济落后社会里头”的弊端,从而在理论(即进化论的逻辑)上,对它进行了否定。[52]

    19261927年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恋爱随革命急剧升温,迫使革命阵营发动青年进行“恋爱与革命”大讨论。[53]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女学生提出“三去”——其中之一便为针对恋爱的“去浪漫化”。[54]久之,在革命阵营中,“浪漫”渐渐变成一个负面的词,以至性格浪漫的丁玲,在《不算情书》中也向爱人表达了对“浪漫”一词的排斥——“他们一定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这完全是骂人的意思)的人”。[55]这个情形,印证了朱自清1928年一篇文章的说法:“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讥刺与诅咒。”[56]“浪漫”一词的戏剧性浮沉,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激进文化思潮的浪漫性。

王德威曾经以“抒情”的美学范畴,发掘晚清以来现代文学情感主体的传统性、多元性及中西对话的潜在结构,由此阐释中国现代性的复杂面向。他对“抒情”做过这样的界定:“抒情”并非一定指特定文类的美学实现,它“也可以扩展为叙事以及话语言说模式”,甚至可以“是一种审美的视景或者愿景”,以及“一种生活的模式,一种对实践日常生活的方法或姿态”。[57]借助这个观念,在“抒情”的视域中,中国晚清以降的现代历史,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特征。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中,这样的场景一再重现:一部西方记者的游记,可使万千青年放弃接受系统教育,奔赴乌托邦革命;一出为政治服务的歌剧,可以颠覆传统伦理,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动员。藉由“抒情”的面向观照历史,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既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政治、伦理与文化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它使中国在躁动不安、激情四射、不断求新的状态中走向现代,同时也因价值的破碎而逐渐丧失哲学与文化的主体性。



[1]参见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总第11期,13页,19971月。对“浪漫”一词的语源研究,成果较少,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对其日文源起有较详细的考论,鄂霞《“浪漫”概念在我国的缘起与使用》(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略有论述。

[2]这个现象,可通过数据库检索看到。例如元结《游潓泉示泉上学者》有“顾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句,此用法有时也作“孟浪”。元结自号漫叟,另有一文《漫论》,表达其放浪纵恣的个性。苏轼《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一诗,有“年來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曾巩《送郑秀才》则有“当今文人密如栉,子勿浪漫西与东”,均表纵情无羁,任意放荡。張鎡《过湖至郭氏庵》有“山色稜层出,荷花浪漫开”句,此用也作“烂漫”。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有“從班窥遂霸,浪漫笑山嵇”(范经历《赠別南剑李使君三十韵》)。

[3]原载伊藤整、川端康成等编《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东京:新潮社,昭和43120日出版,1235页,鄂霞《“浪漫”概念在我国的缘起与使用》第7页。该段文字,采用钟雁根据昭和54310日第8次印刷翻译。

[4]神林恒道《“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杨冰译,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122页。日文的对译汉字,还有“浪曼”。这个材料,来自马勤勤的帮助,特此致谢。

[5]“在日本,最先将‘roman’译成‘浪漫’二字的是作家夏目漱石。他最早在其《文学论》(1907)中有这样的话:‘文学作品中,有的表现形式是写实的,取材是浪漫的;有些则取材是写实的,表现形式却是浪漫的。’(夏目漱石《文学论》,大仓书店,1907年)”。见http://gogen-allguide.com/ro/roman_romance.html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夏目漱石在长野县议会议事院做题为《教育与文艺》的演讲时,再次用了“浪漫”,他指出:文学大致分为“自然派”和“浪漫派”两类,因为“浪漫派”在日文中没有适当的汉字,故他创造了汉字“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见http://www.aozorg.gr.jp/cards/000148/files/778_13563.html。以上日文资料,钟雁提供并翻译。

[6]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词库建设通讯》总第11期,13-14页。“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较早使用的时间,早于史有为推测的“20年代初”。1916年《大中华》杂志署名“余寄”的文章《德皇周围之人物》,就有“……以《沉钟》为最,富于浪漫主义”之语(第2卷第12期)。1919年至1920年,用“浪漫派”、“浪漫主义”介绍西方哲学和文学的文献颇多,如张崧年《砾广掇拾》,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分别见《新潮》杂志12期和21期);1919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朱希祖译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亦用“浪漫主义”。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欧游心影录》,用的是“浪漫忒派”。

[7]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一文所考察的三部大陆和台湾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均持此说。另外参见何乃英译、北冈正子著《<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8]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23页,19201月。省略号为引者加。

[9]除了神林恒道指出森鸥外《审美极致论》用了“罗曼”,史有为《“浪漫”语源小考》中也指出,芥川龙之介《侏儒の言》使用了“罗曼主义”,日本辞书、松村明编《大辞林》1988年版“罗曼”与“浪漫”并列,1995年版才删除“罗曼”。另外,清末民初国内报刊文章,有些译自日文的,也用“罗曼”,如1905125日《外交报》第132期《论日法有可亲之谊——译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太阳报》, 1916年《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10号逐微《俄罗斯文学之社会意义——译新日本杂志日本陆军教授昇曙梦著》。

[10]1905125日《外交报》第132期《论日法有可亲之谊——译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太阳报》, 1916年《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10号逐微《俄罗斯文学之社会意义——译新日本杂志日本陆军教授昇曙梦著》等。

[11]还有个别以“烂漫”译romanticromanticism,如1930年张竞生著《烂漫派概说》,不过此译名使用极少,未流行。

[12]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26页。

[13]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 9-10页。

[14] V.F. Carlverton 著,李霁野译《罗曼主义与革命》,《未名》第2卷第4期,98-112页。

[15]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6] V.F. Carlverton 著,李霁野译《罗曼主义与革命》,《未名》第2卷第4期,98-112页。

[17]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流观念认为中国属于半开化(或半野蛮)国家;美国女权主义者更因中国妇女的低下地位而指斥中国“野蛮”。参见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三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喻吉,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亦将世界文明状况分为“文明的”、“半开化的”与“野蛮的”三种,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日本、土耳其等属于“半开化的”,非洲、澳洲则是“野蛮的”。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

[18]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指出,在黑格尔主义主宰的进化论历史哲学中,“民族国家”取代王朝,成为构成历史的唯一主体。在此观念下,中国在融入世界文化秩序之前,被认为没有“历史”。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一章,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9]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5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饮冰室自由书·烟士披里纯》,《清议报》第99期,1-3页,1901年;另见《清议报全编》卷六,第二集乙,89-90页。

[21]参见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新民说》等。

[22]“新浪漫主义”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称呼。参见昔尘《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东方杂志》17卷第12号,1920年;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等等。

[23]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将浪漫主义译为“理想主义”,描述了欧洲文艺思想的变迁,是由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到写实主义,再变为自然主义的进化过程。见《新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11月。

[24]常燕生《新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青年生活》1946年创刊号。

[25]德征《浪漫运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7月25日,第1版。省略号为引者加。

[26]雨果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文学的自由主义一定和政治的自由主义能够同样地普遍伸张。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和社会领域里的自由,是所有一切富有理性、合乎逻辑的精神应该亦步亦趋的双重目的”;“既然我们从古老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古老的诗歌形式中解放出来?”雨果《欧那尼·序》,《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34-135页。

[27]苏雪林《蠹鱼生活》,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120页。

[28]《新民丛报》第二年(1903年)的封面设计,就是一头从地球腾跃而起的狮子。《民报》1905-1906年(第2期至第9期)连载小说《狮子吼》,讲述中国五千年由盛而衰的历史,号召民族觉醒。其他报章也不乏以“狮子吼”为题的,如阿英编入《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的署名觉佛的弹词《狮子吼》。而以“醒狮”命名的刊物、社团,则一直绵延到三四十年代。

[29]这除了以“觉悟”命名的社团与期刊,如天津学生社团“觉悟社”,《民国日报》著名副刊《觉悟》外,还有大量文章论述“觉悟”,“觉悟”成为青年自觉追求进步的标志。

[30]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并自命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少年中国”作为与“老大帝国”相对的概念,成为“新中国”的代称;“少年”或“青年”,也成为否定传统的新知识者自我认同的概念。五四时期以“青年”、“少年中国”命名的刊物、社团与知识共同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31]梁启超的“个人”观,是浪漫主义的“个人”与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的结合,最终从社会与国家“公民”(国民)角度上强调其独立自主性。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也是中国浪漫主义的特点之一。

[32]梁启超是清末时期影响鲁迅最大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位是严复和林纾),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以后,还经常将梁启超任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寄给正在南京念书的弟弟作人分享。参见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鲁迅的青年时代》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3]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引自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1页。梁启超这些观点,可能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认为,文明有外在(物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他认为仅仅具备了外在的文明,算不得真正文明,批评包括中国洋务运动在内的亚洲现代文明追求中重物质轻精神的局限。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2-13页。

[34]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引自《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五》,第15-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重印)。

[35]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引自《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4-65页。

[36]梁启超(未署名)《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

[37]此借用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概念。

[38] 192610月,一份以“骂”为特征的左派刊物《幻洲》创刊于上海,自称“新流氓主义”,以“骂人”为反抗社会的方式。其主笔有潘汉年等,至19281月终刊,共发行20期。参见杨联芬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216-21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9]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

[40]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41]赫克思莱著,施蛰存译《新的浪漫主义》,《现代》第1卷第5期,631页,19329

[42]参见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11月。

[43]施蛰存《新的浪漫主义•译者记》,《现代》第1卷第5期,634页。

[44]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学生时代》第2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5]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62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6]见《洪灵菲选集》第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7]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Love, conclu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48]陈荒煤: 《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荒煤选集》第2卷,40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9]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文集》第2卷,4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0](未署名)《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6月。

[51]向警予《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03-105页。

[52]熊熊《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中国青年》第3卷第66期,244-246页,19252月。

[53]19264月至6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新时代”,开辟了“恋爱与革命问题专号”,连续刊载长篇文章,为革命阵营的自由恋爱降温。

[54]冰莹《从军日记》,上海春潮书局19299月版,第135146页。

[55]王中忱编《丁玲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264页。

[56]自清《那里走》,《一般》第4卷第3号,372页,19283月。“浪漫”作为贬义词使用的情况,从192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如:“一大群一大群的青年都走入消极或浪漫之途去了!”(杨天真《论现代青年的浮惰的一封信》,《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531日,第6页)“自五四运动以后,一般智识份子,便大倡其新道德,什么‘恋爱自由’,‘儿童公育’,‘独身主义’,‘非孝主义’等,占据了大多数人们思想的领域,妇女界也受了它的影响,以致道德观念,陷于混乱的状态,更有一般意志薄弱的妇女们,因而堕落,颓废,浪漫,自杀。”(《新女性讨论专辑》,上海民立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办《新女性》杂志创刊号,第1页,1935515日)“无论男女,染上了这种‘浪漫’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碧瑶《浪漫女性》,《妇女生活》第2期,第9页,19481月)

[57]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王德威所关注的“抒情”,虽包括西方浪漫主义视域下的情感本体,但更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观照,发掘晚清以来现代文学情感主体的传统性、多元性及中西对话的潜在结构,由此阐释中国现代性的复杂面向。

作者:杨联芬 来源: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