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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叙事与批评的当代意义

时间:2016/9/1 11:17:54 点击:


    美剧、英剧如今风靡全球。《老友记》《唐顿庄园》《实习医生格蕾》《神探夏洛克》等对不少中国普通百姓而言也不陌生。西方的年轻人看《生活大爆炸》,中国的青少年追《爱情公寓》。这些电视系列剧具有明显的“缀段性叙事”特点,即分集播出的故事本身不连贯,全剧由固定的几个主要人物贯穿,每一集拥有独立、完整的情节,从其中任何一集开始观看都不存在障碍。“缀段性叙事”方式在现代影视传媒领域广受青睐,也是美剧、英剧享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缀段性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其特点用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的话可一言概之:“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胡适也曾言:“《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然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缀段性叙事”曾被指有“致命弱点”。不少学者以西方小说的结构标准,借用胡适和鲁迅等人对《儒林外史》结构布局上的论述,来论证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缺乏“结构”意识,认为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就在于叙事作品的“缀段性”。殊不知,和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的叙事结构自有其特点。西方叙事强调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如亚里士多德强调叙事的“头、身、尾”相统一,体现出结构的时间线性。这一叙事观一直影响到其后的西方戏剧、小说创作。但中国叙事传统,自先秦的史传文学始,重心就在于以人物为中心搭建的空间结构,并且外在的结构形式往往和内在的精神内涵紧密相联,《史记》即为其中佳例。


    到了现代影视大行其道的时代,鲁迅、胡适对《儒林外史》叙事方式的评点,恰成了对当今电视系列剧叙事优点的阐述。巧合耶?必然耶?2015年11月,在昆明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叙事学会议上,有美国学者以流行的西方电视电影作品,论述了系列叙事的六要素。中国学者傅修延在现场进行了回应和交流:西方学者关注到的当代系列叙事的特征和要素,早在中国明清长篇叙事作品中就有所体现,《西游记》就是一个例子。西方系列剧和中国传统叙事不谋而合的“巧合”,勾勒出的是中国传统叙事在经历“西学东渐”遭遇“迷茫”后,又在当代与世界的接轨,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叙事蓬勃的生命力。这恰恰反映出一种“必然”:在全球化、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随着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一步认识、整理和挖掘,它将迸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事实上,中国传统叙事原本即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的独特魅力和审美特征:从《左传》到《史记》,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文论能够直接拿来套用在中国叙事作品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更是如此:从散见于诸子百家论说中的文论思想到各种作品的序跋,从《文赋》到《文心雕龙》,从刘知几到金圣叹、张竹坡和李卓吾,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看似体系性不强,实则形散神聚,在貌似随意、自由的评点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凸显了评论者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更着重于阅读的同感与共鸣。明清评点派对具体作品的点评和各种批注与其说是对其他阅读者的一种指导,莫如说更像是评点家在阅读上的一种个人体验和交流期待,这和时下流行的弹幕与微信点赞等网络评点在形式上不无相通,可谓是中国传统批评与当代的又一接轨。中国传统批评借助新媒介的技术革新,自有其新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关键更在于内涵。


    但现状并不乐观。诚如单小曦在《评点批评的当代“回归”与反思》一文中所言,“当代评点批评所取得的成就是针对少数优秀评点而言的。在整体上,目前当代评点批评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其中,网络评点现状尤为如此。网络评点是最能反映时代技术革新的产物,却又是问题最多的一种批评现象。随着全球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介下的文学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和批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迅疾化和便利化。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说:“热媒介要求的参与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按照这个理解,现在的时代正属于“冷媒”时代。这是一个鼓励互动和参与的时代,是主体阅读自由发声的时代,各种新媒介平台的搭建或设置,甚至可以使读者和读者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直接进行交流,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人都可以参与创作,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评论家。可以在作品留言区留言,可以在论坛发帖跟帖,可以在微博畅所欲言,可以开启弹幕想说就说,可以在微信中尽情点赞评论……然而,多元化和便捷化的同时,也使占主体的大众评点趋向于快餐化。因此,就文学作品而言,网络上的大众评点未必真正发挥了批评的功能。很多时候,具体评点内容的简单化甚至口水化、粗俗化,似乎只能反映出被评点对象的大众受欢迎程度与否。如今,越来越多的分析和评价依赖所谓的大数据,但文学阅读毕竟和其他商品的消费不同。数据不是万能的,文学阅读不应该完全由商业利润来做主,文学批评也应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在经典的流传和推送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依据网络上的阅读兴趣调查决定是否上架,或许经典不复经典。技术的革新使传统的批评模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使专属于文学批评家的工作成了大众娱乐的共有方式。在这种看似更自由的批评氛围下,专职文学评论家的工作尤显重要。新媒介使传统的评点不再局限于纸上的个体阅读感悟,现代技术促进了这种个体阅读感悟的交流和共鸣。一句精湛的文学点评,一段出彩的文学论述,一篇上乘的文学评论文章,在几秒钟之内即有可能借助新媒介的力量广为传播,批评的力量和影响在此,文学评论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在此。



    赵毅衡在《广义符号学》中提出了“二次叙述化”的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文学评论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对作品进行“二次叙述”,以他们的文化和认知能力解读文本的意义。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解释社群”,对大众认识和接受文学作品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更重要的是,“群体性的重复二次叙述,即评论、批评、争辩、赞美,其足够数量的积累,能把某一部作品推上意义无限丰富的‘经典’地位”。而这一点,对于弘扬和发掘中国优秀传统叙事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批评家对传统批评的学习,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娱自乐式的个体阅读感悟,更应该有自觉的社会公共意识,对经典进行积极的推介。


    首先,要向中国传统批评家学习,对文本有真正细致的阅读体验和思考。中国有明清评点,西方有新批评,二者共同的优点是对文本的细心研读。个体感悟式,并非草率而随意的评点,金圣叹等人的评点,若从学术角度对之进行整理和提炼,本身即是极好的中国叙事理论。评论要做到真正充实和饱满,不是为评论而评论;也不做“标题党”,甚至脱离文本大谈特谈,只为吸引眼球和点击率。潜心钻研,细细品读,慢慢积累,是前人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精神,也是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下,安抚浮躁之心的一剂良药。


    其次,文学批评应该有独立性、自觉性和有效性。在商业化占主导的今天,文学批评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独立性特征,以优秀作品为基石,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真正的评论要实现批评家个性阅读与引领时代使命感的相融。今年正值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在经典的制造和产生中,作品本身的价值与出版业的发展和推动,以及评论家们的讨论、争辩与肯定密切相关。如果说,理想的作品期待理想的读者,那么理想的读者所形成的“解释社群”应该由理想的评论家来促成和指引。


    再次,应该对中国传统叙事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新视角的探索。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对当代新事物和西方叙事的全然否定和排斥。恰恰相反,既要关注当下,也需要寻找中国传统叙事的当代意义;既要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中国传统叙事和批评,也需要了解和学习西方理论,并且在比较中发掘出各自的魅力与特征,在比较中增进交流和沟通。在这种探索和学习中,从新的角度或视野对经典进行再阅读尤显珍贵和重要。在这方面,专家型批评家或文学研究者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使传统与经典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当代文学评论,不仅仅是对评论方式的回归和重新认识,也是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和重新认识。传统和经典,永远是挖掘不尽的宝藏。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15日13版)

作者:卢普玲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