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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

时间:2017/5/23 17:23:07 点击:

        编者按:本文根据王尧先生2016年11月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恳谈会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原题为《阎连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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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感谢爱知大学的黄英哲教授。几年前,我曾经很荣幸在名古屋的一次会议上做过演讲:《“陪都”与“红岩”:关于“重庆”的叙事》,与今天在座的很多日本学者有一面之缘。这次黄教授邀请阎连科先生和我访问日本,在这次会议之后,还要去东京大学、立命馆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神户大学等学校演讲,让我再次有机会向日本的同行表达敬意,和诸位一起分享阅读阎连科的心得。

原来的议程安排是阎连科先演讲。学者在小说家演讲之后再讲,肯定是很吃亏的。我发现阎连科在小说越写越好的同时,演讲也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说家。这以他的几种演讲集为证。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学,阎连科说:上帝是公平的,王尧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他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他不觉得我和他同场演讲会影响到他演讲的效果。幸好,黄英哲教授临时调整,安排我先讲。

我选了一个难以回答清楚的问题:阎连科是谁?或者说我们如何观察阎连科。阎连科在现场,可能他也无法说清楚自己。诸位可以问问他,阎连科是谁。我觉得“阎连科”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谈的是阎连科,但涉及到观察阎连科的背景、视角和方法,需要几个参照系。因而,肯定要牵涉其他问题,或者说,我们要在一个时代中来描绘阎连科的肖像。我的基本想法是将阎连科置于文化现实之中,这个文化现实当然有“历史”在当下的延续。没有这样的背景,阎连科的意义无法显示。当我试图回答阎连科是谁时,也只是表达我的一种观察、思考和判断。我对阎连科的基本评价是,他是当代中国最富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了文学的“当代中国”。

有一种意见认为,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不能太密切。如果是针对批评家和作家的庸俗关系,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事实上,这种庸俗关系是存在的。但我和阎连科都可以说,我们不在此列。我们在信仰、文学观念、为人之道等方面有许多共识,因而相契之处甚多。我们在一起时,也常常讨论他创作中的问题。这可能有利于我在讨论阎连科时“知人论世”。确实,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批评家所批评的往往是他的同辈作家。

今天有这么多的日本学者、翻译家和研究生来听阎连科演讲,既反映了日本朋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阎连科在日本的影响力。我注意到,近十年,日本翻译出版了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我与父辈》、《年月日》、《炸裂志》、《沉默与喘息》、《受活》和《丁庄梦》等作品。我听说阎连科其他几部作品也在翻译中。我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说《受活》的日译本在日本很畅销,首印8000册,后来又再版了三次。这个发行量很让我吃惊。所以,阎连科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是实至名归。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受活》是纯文学作品。日本读者喜欢《受活》,因为它是文学,不是其他。国内一些人以为阎连科作品在海外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原因,这不仅误解了阎连科,也误解了日本的学者和读者。这也是我在后面要谈到的一个问题。我听说一个年近八旬的日本老人,因为喜欢阎连科的小说,开始学习汉语。当然,阎连科也很喜欢日本文学,现代以来中国很多作家都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阎连科这次在日本有好几场演讲,他会专门谈他对一些日本小说家的看法。——因此,我们今天讨论阎连科是有共同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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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是阎连科丰富的文学创作。《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四书》、《炸裂志》和《日熄》等小说是阎连科创作的主体部分,他首先是一位小说家。我曾经长期研究散文,以为非职业的散文写作往往能够出现优秀散文作品。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再次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仅凭这一本散文,阎连科堪称当代重要的散文家。在他的《发现小说》出版之后,参照他的一些演讲录、访谈等,我们会发现,阎连科以他命名的“神实主义”为核心,形成了他对小说和相关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他似乎有一个非常的大的抱负,建立起自己理解和阐释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我比较早地留意阎连科的理论研究,在《发现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已经有一些单篇文章发表。

如果把阎连科作品在海外的译介和研究也视阎连科文学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讨论阎连科的视野会更为开阔。阎连科的作品被海外学者用20多种语言(涉及到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兰、挪威、瑞典、捷克和塞尔维亚等语言)、翻译出版了70多部外文版作品。海外学者关于阎连科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参照。阎连科的创作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这些年来,他获得的奖项有:马来西亚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奖;2012年入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短名单和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2014年获捷克卡夫卡文学奖;015年《受活》获日本“推特”文学奖;2016年再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这一年新作《日熄》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海外的研究当然有其局限,但我们不能把海外关于阎连科作品的译介和研究都视为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个似乎也让人棘手的问题是阎连科和体制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文革”结束以后,原则上这不是一个问题。阎连科也是在所谓的“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他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夏日落》之后,阎连科和“体制”关系好像变得复杂起来。在完成《日光流年》期间,阎连科用“心灵之死”表述自己的转型。此后,因为《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他成为一个被“争议”的作家。这也是事实。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见仁见智。无疑,阎连科的许多看法,和主流论述有不少差异。但阎连科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他的思想观点的,也主要是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他对世界、现实、历史的理解。昨天聊天时,几个日本朋友关心阎连科在国内的状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阎连科的写作是自由的,他能够坚持自由写作。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上课,还带研究生。一方面,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有相当的包容性,阎连科在他以往的演讲、文章中谈到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阎连科是个有定力的作家。因而,我认为重点不是考察阎连科与“体制”的关系如何,而是讨论在这种关系中,阎连科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何在,又怎样影响了他的创作。

3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需要把阎连科置于若干关系中加以讨论。

我曾经说过,阎连科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在1979年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但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写于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1980年代文学受到高度重视,在这个年代的有影响的作家往往也被赋予了比较重要的文学史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一成不变。1980年代确实是新文学以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段。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代的产物。1980年代有它自身的问题,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如果以1980年代为参照,一方面,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家们常常会遮蔽1990年代以后文学和作家,阎连科也是多多少少被“遮蔽”的一位,而批评界也习惯于以1980年代文学为参照系确定此后文本的意义和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我觉得1980年代哺育了阎连科,这个哺育的效应有些滞后,但阎连科是在思想、艺术创新的精神上延续了1980年代的“文学传统”。在19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几乎都是阎连科所说的“写作的叛徒”,由于各种原因,1990年代以后很多作家失去了这样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记得哪位批评家在很多年前问过一个问题,昔日顽童今何在?阎连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顽童。他的头发也白了,算是老顽童了。

我说阎连科和“体制”的关系不是重点问题,但这并不回避阎连科和现实的关系。阎连科的被“争议”,可能源于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我的理解是,首先,这种紧张不是对抗,是一个作家试图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现实世界和建构文学世界的一种努力。其次,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解释这种“紧张”,不仅局限了阎连科的意义,也局限了这个时代的意义。我们不能把无限的、驳杂的现实简单归结到一个方面。再次,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和现实总是有冲突的,如果一致,就没有文学世界。如果说有冲突,我认为是和关于现实的某种观点、规诫的冲突或差异。在这点上,我认为阎连科继承了鲁迅的传统,他衔接了鲁迅的精神系。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这表达这样的想法:感时忧国的阎连科并不以这中紧张关系为乐,但当他直面历史和现实时,他无法缓解和扭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对历史的重写、对现实的批判,始终葆有理想主义者的底色,如鲁迅那样在反抗绝望。在与现实的紧张之中,他始终透露出人性的温暖,显露出一种大爱,而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来就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

阎连科对小说、对小说方法论的理解和他对现实、历史、人性的理解一样,具有独特性,他试图在这两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而不只是用“他者”来解释自己。凭这些理论研究,阎连科足以称为教授。我想,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一定深受学生的欢迎。我最近又读了他的一本学术随笔文稿,是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和我主编的“大家读大家”丛书之一种,感觉阎连科对外国文学、外国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因此,我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阎连科,作为作家的阎连科,和作为教授的阎连科。其实,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是常见的,当代也有作家是学者型的,像格非、叶兆言等,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阎连科的不同在于,他对文学、小说的理解不是单一的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而是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相关。几年前,我曾经写个一篇文章,《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讨论阎连科自己命名和阐释的“神实主义”与他创作的关系。我当时的结论是,阎连科是位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家。因此,阎连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我们观察阎连科的参照系。

4

现在我想用几个关键词来解读阎连科。

“故乡”因此成为阎连科词典中的第一个关键词。阎连科1958年8月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嵩县,这个县在洛阳的西南边,因嵩山而得名。大家未必知道嵩县,但知道嵩山,嵩山有少林寺。阎连科在很多文章,包括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对他的出生地、对故乡有相当细致的叙述。阎连科早期的一些小说,“瑶沟”、“耙耧”等实际上也是对故乡的另一种叙述。有作家朋友说,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对阎连科而言,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都与他在故乡的年月日有关。如何认识阎连科与故乡的关系是研究阎连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曾经想用一个具体的地名代替“故乡”,比如他的出生地“嵩县”,比如他作品中的“瑶沟”、“耙耧”、“黄河”,这些“地名”也可笼统地称为“中原”。

中原文明衰落后的历史沧桑和现实困境,中原大地的厚重、悲凉一直与阎连科血脉相连,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之子。好多人在成名之后喜欢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以文学的方式重返作为故乡的乡村。我觉得故乡一直在阎连科的内心之中。即便是写知识分子的《风雅颂》和《四书》,场景仍然离不开故乡。阎连科的小说呈现的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文明衰落后的困境,是炸裂式发展中的困境。这样一个大的落差或错位,成为阎连科内心冲突的来源,也影响了他想象的方式、路径和小说的结构模式与人物塑造。他的小说的底色与人物的命运始终与故乡这一背景有关:苍凉、死寂、残缺、疾病、卑微和挣扎。也许我们会在意其中的贫困和饥饿,但比贫困和饥饿更刻骨铭心的是人性和人的命运。故乡当然是变化的,在消除贫困和饥饿过程中,刻骨铭心的仍然是人性和人的命运以及超越故乡的国运。《受活》和《炸裂志》能够说明这一点。

“死亡”是另一个关键词。阎连科在演讲、创作谈中多次提到他对死亡的恐惧,在小说中会写到与死亡相关的疾病包括残疾。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在《阎连科文集》的总序中说:“从懵懂记事伊始,直到40岁左右,每每想到死亡,内心都有着颤栗的恐惧。可是这几年,渐渐地觉得面向死亡,竟然可以坦然面对。”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这种对于生命死亡的恐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阎连科的写作。研究死亡、疾病与写作的关系,有很多经典论述。阎连科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回忆军旅生活的文章也多次提到。无疑死亡的恐惧也与疾病有关,但又不完全是疾病的刺激。他对弱小生命的悲悯,对对命运无常的挣扎,都折射出他的生死观。二、他对死亡恐惧的消失,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在“心灵之死”中获得新生,是由生命(肉体)转向心灵(精神)的一次升华,因而,这里有一个转换,曾经恐惧万分的死亡,成了“心灵之死”。这一表述是2007年1月阎连科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时使用的。阎连科说:“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过程,至今仍使我有着后脊发冷的感觉,那不光是自己的躯体备受煎熬,更是心灵的一次死亡过程。或者说,那是一次走向心灵之死的漫长写作。”这段文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是在当时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完成了自己思想历程的蜕变,心灵之死是对一种思想、写作方式的告别,因而也是心灵之再生。

这种恐惧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阎连科的写作。我这里读一段阎连科的话:“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讲了一个人与死亡抗争而无奈的故事。我希望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我已经四十多岁,有过许多经历,目睹了太多的爱情的虚假,对虚假的、逢场作戏的爱情感到一种真诚,对所谓崇高的爱情感到一种敬畏和害怕。因为有一种对崇高的恐惧,就写了《坚硬如水》,讲了一个严肃的、革命的‘爱情故事’,借以排遣自己对爱情与革命的敬畏和害怕。我因为腰椎、颈椎长年有病,东跑西颠,四处求医,十几年不愈,就总害怕自己会有一天瘫在床上,成为一个残疾人,所以今年又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残疾的长篇小说,叫《受活》。还有《年月日》对恐惧寂寞的描写与抵抗,《耙耧天歌》对疾病的恐惧与抵抗,如此等等。”

“黑暗”。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是内心光明的人往往容易感受黑暗。我好像是陪阎连科去嵩山论坛演讲,在飞机上看到他在修改这篇稿子。在卡夫卡奖颁奖仪式上,阎连科演讲辞《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对“黑暗”做了精彩的解释,这是理解阎连科和阎连科创作的关键之一,也是理解阎连科与现实冲突的关键。我这里引用其中的两段:“我也过早地懂得了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和承受命运的方法。之后,我当兵走了,离开了那一隅偏穷的村落,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无论生活中发生怎样的事情,我的眼前都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边,用承受黑暗,来对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难的力量,来对抗人的苦难。”

阎连科因此成为“那个命定感受黑暗的人”。于是,她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人类的常情与常理。人类用数千年建立起来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正在那阔大、古老的土地上,解体、崩溃和消散,一如法律的准绳,正沦为孩童游戏中的跳绳和皮筋。今天,以一个作家的目光,去讨论一个国家的现实,都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然对于那个作家言,因为这些本无好转,却又不断恶化、加剧的无数无数——人们最具体的饮、食、住、行和医、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里芸芸众生者的人心、情感、灵魂,在那个作家眼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和不安,恐惧而兴奋。他们等待着什么,又惧怕着什么,如同一个垂危的病人,对一剂虚幻良药的期待,既渴望良药的尽快到来,又担心在它到来之后,虚幻期待的最后破灭,而随之是死亡的降临。这样期待的不安和恐惧,构成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焦虑心。这颗民族的焦虑心,在那个作家那儿,成了最为光明处的阴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显然,阎连科在这里不是作政治上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忧患和大爱,是想把黑暗转成光明的一种思考和期待。

与“黑暗”相关的另一个词是“焦灼”。《受活》出版后,阎连科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解释是:“对我个人来说,一是表达了劳苦人和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如果说《日光流年》表达了生存的那种焦灼,那么《受活》则表达了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焦灼和作者的焦灼。”[3]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种紧张的关系以及持续不断、未见缓解的内心冲突,让阎连科的小说文本充满了张力,有时也使他的写作少了从容而多了急迫。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丁庄梦》无疑是部最直接介入现实的作品。《丁庄梦》重新关注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日常的问题,一个艾滋病的题材,揭示了人类共有的问题,作者的大爱贯穿始终。卖血的农民固然无知愚昧,而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命运又为何至于此?“流在地上的血,如开在春天里的花。”丁庄的梦,是恶之花。阎连科说:“希望我的小说充满一种刺心疼痛的感觉,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土地的刺心热爱和关注。”阎连科在代后记《写作的崩溃》中如是说。由现代化进程而来的焦灼,则催生了《炸裂志》。

还有些关键词,比如“荒诞”,评论界谈得比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5

在解释了这样几个关键词以后,我们或许对阎连科和阎连科创作的主要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我在这个演讲中,无法对阎连科的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可以向大家推荐几部阎连科的小说,并简单说说我的理解。

阎连科1990年代以前的小说,以《年月日》和《日光流年》为代表,是“乡土中国”的“寓言”。《年月日》和《日光流年》等关于苦难、命运、生命、死亡、疾病、土地、权力的叙事,呈现了被“现代化”叙事压抑的乡村历史。我认为阎连科关于乡村的叙事,和他的前辈鲁迅、沈从文相区别,也和他的同辈作家莫言、贾平凹等不同。

2004年问世的《受活》是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跃。有人将这部小说视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我认为,阎连科这部小说重写了乡村政治。这种乡村政治是体制—政治人物和生活世界三位一体的网络结构。“脱贫致富”是乡村的政治现实,世俗生活,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我们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生活的目标如何让人在生活中异化。

2013年的《炸裂志》可以说《受活》的姐妹篇;《炸裂志》又与《四书》为邻,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侧面进入他理解的“当代中国”。阎连科并不只是关注贫困与革命时代人的命运,同样深切关注富裕与后革命时代人的命运。“炸裂”的命名,是关于当下的一个隐喻。阎连科用一种方式解构了“炸裂”的“宏大叙事”,由此突出了发展中的问题。

2011出版的《四书》重现了黄河边的中国以及知识分子的流放生活和与此相关的芸芸众生的沉浮。阎连科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对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奈、无知与挣扎描写得淋漓至尽,而他自己的忧愤、悲悯、拷问也贯穿其中。正是由于有了《四书》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才有了正视历史的可能。同样重要的是阎连科在《四书》这部作品中想象和塑造“当代中国”的方式,在小说文体上,《四书》同样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我从几个方面,试着回答阎连科是谁。这篇演讲的题目,或许可以改为: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

   

 



[1]这篇文章系2016年11月我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恳谈会上演讲的整理稿,原题为《阎连科是谁》。

[2]、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演讲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李陀、阎连科:《〈受活〉:超显示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作者: 来源:扬子江评论